《娃》第二章

强烈建议看原文。时间精力有限,只过了一遍,没有推敲和修订。

第二章 A Kind of Progress

研讨会的场地刚好在波特兰另一边——Lloyd中心,一个巨大但没有灵魂的商场。我们把车停在玩具反斗城边上,走了进去。说它没有灵魂,是因为它到处都是平板玻璃,三原色调,罐头音乐以及意料之中的Gap、Cinnabons之类的专卖店。对于一个工作日来说,商场不算人少。商场的美食广场里,一些警惕的老人家正注视着另一些阴沉的青少年。唯一还算独特的地方在于,商场的中庭坐落着一个溜冰场。乍一看这个溜冰场的存在还挺荒诞的。但这里哪一样不荒诞呢?

和所有商场一样,Lloyd商场也迫使顾客不得不绕来绕去。我们在匆忙之间已经迟到了,但是还不得不到处找会议室。我们走向一个电梯,查了墙上的彩色示意图,变得更糊涂,然后穿过天桥,在美食广场要了杯咖啡,再穿过两个baby gap,从J. C. Penney’s原路折回,最后成功地……走回到玩具反斗城的门口。Lloyd商场的设计显然比大多数商场都阴损,不过考虑到比大部分花样溜冰演员都阴损的Tonya Harding曾经在这里做训练,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们又去看了另外一张地图,一次又一次地穿过Cinnabon店。一边抵抗肉桂卷香气的诱惑,一边寻找那间消失的会议室。说来也是巧合,我们要在一个商场开始我们的收养进程,有种在商场里买小孩的错觉。

事实证明,Lloyd中心的会议室不在Lloyd中心。去那里,要先通过另一个天桥,去相邻的办公楼。然后上二楼,找到一家咖啡店。在那家店后面,有一面没有任何标识的玻璃墙。会议室就在那堵墙后面。这个办公楼根本就没有在地图上,所以我们几次穿过Cinnabon去看地图根本就是白费功夫。宾馆的那一场争吵,加上寻找会议室的来回折腾,让我们迟到了十分钟,成为最后一对到场的配偶。

同时我们也是最年轻、最男人、最基的。

六对已经在会议桌边坐好的配偶齐刷刷地看着我们走进去。就只有两个位置是空的,很明显大家都在等我们。代理处来的人递给我们一个笔记本,示意我们坐过去。除非他们已经事先警告过那六对,否则我们的到来应该是一场惊吓。如果Terry和我先到,而后发现最后一刻来了另外一对基,我也会非常吃惊的。这就不该是基友可能出没的地方。所以我以为那些直人伴侣应该是非常吃惊才对,然而他们只是冲我们微笑和点头致意。

会议室里散发着一种大考之前的气息。每个人都坐在那里,努力保持冷静,结果用力太猛让自己变得更紧张。其余夫妇的看起来差不多近四十或者近五十岁,除了桌子对面那对看起来近三十。每个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和吃得饱饱的。每个人都是白人,都有一副专业的、高档的、和住郊区的中产形象。虽然没有人戴夸张的珠宝或者梳大背头,但是Terry和我,一身牛仔裤、T恤、棒球帽和跑鞋,看上去还是很不协调。

在桌边坐着,我们紧张地假装查看自己的笔记本议程。然而我发现,自己真正在做的,却是猜桌边谁会对我们不友好。

当然,在这个房间里的直人夫妇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关心,不太可能会理会我们是不是同志。做为一个同志,我有时候也确实有一些过于敏感的坏习惯,以为到处都是恐同分子。尽管如此,我们正在深入敌后。毕竟生育或领养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我们”的行为。我也希望在事情明了之前往好处想别人。也许这里没人对同志收养小孩有异议,也许他们都和机构一样思想进步,也许“六个男人对他们的老婆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只是我脑补出来的内心戏。

但紧接着我想起来,之前机构给我们的宣传材料里写着,超过一半的领养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当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恨同志,有些甚至自己也是同志。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总有一些跳出来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不怎么待见同志。基于这一点,我们在这一桌遇到恐同分子的几率还是挺大的。说不定人家心里正在骂我们该下地狱,而不是来糟践小孩。

在我们等会议开始的那段时间,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做眼神接触。这给我绝好的时机去观察每一个人。谁在恨我们?是谁呢?我旁边那个看起来像我爸的老男人么?那个穿着粉色毛衣戴着大框眼镜的女的?还是那一对看上去像是全天候都在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伴侣?

也许我有点钻牛角尖,好吧我绝对是在钻牛角尖,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和谐社会,公开恐同是
被反对的。那些曾经公开歧视同志的人发现他们越来越难嚣张下去。甚至是那些绝对不欢迎我们的地方,比如军队,恐同者也得一幅客客气气的样子。结果我们很难搞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是不受欢迎的。

举个例子吧。当Colin Powell跑到电视上支持军队禁止同志参军的时候,他也是先说了一通大道理,诸如“同志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勇敢和爱国”之类的。他说他对同志没意见,只要这些人不出现在他的军队里。这些人会影响士气,将军说。当然,除了直男想出去跳舞的时候。当他们在周末晚上挤进G吧和G舞厅,他们的士气似乎都没有受到影响。当然,我个人从来没有想参军。给直男们枪,送他们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并命令他们互相射击:为什么会有人想摊上这事呢?让直男们去互相伤害好了,这是一个完美的“保护基友”系统,在我看来,如果事情不坏,就不要惹它。

但是,我当然知道其他的同志或拉拉想成为水手,士兵和锅盖头,所以我认定“禁止同性恋者参军”不公正。虽然我希望有一天解除禁令,但我不打算在此之前彻夜难眠。对我来说,在整个“禁军”事件中最有趣的,是鲍威尔等人觉得有义务来装扮自己的立场起来——“嘿,我不是个恐同偏执狂”。甚至在力挺“禁军”这种歧视性政策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给予我们赞美(勇敢!爱国!)。在踩着我们的脖子的时候努力表现出友好。这也是一种进步,我想。

当“仇恨”穿上“宽容”的遮羞布,我们怎么才能看清它们真正的嘴脸?当不以为然,漠不关心,宽容和接纳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宽容已成为大部分直人的常态,这是很好的,但在同一时间,剩下一嘬人学会了面子上假装宽容。如果每个人都看起来一样,我们怎么分辨谁是好直人,谁是烂直人?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分辨,至少在他们竞选公职前。当然,这可能是进步,但它也让部分同志非常的不爽,甚至开始转牛角尖。当你不能分辨谁恨你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策略是假设最坏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恐同犯会杀了我们(R.I.P. Matthew Shepard)。当然我们不太可能会死在Lloyd中心的会议室里(更可能是死在溜冰场),但是无论我们去哪,这种“哎呀,这儿有人想杀我吗?”的想法总是如影随形。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陷入这种不安。“禁军”的事情之后过了几年,我加入了共和党。我住在一个有大量民主党同性恋的社区,所以对我家附近的共和党人倍感好奇。另外,我不想和他们中的任意一人意外地睡在一起。所以在96年总统竞选期间,我参加了我们社区的共和党预选大会。然而,在我的选区的共和党人比我怀疑的还少——我是唯一出席的那个。孤独的共和党官员解释说,如果我愿意报名,我会自动成为我区的共和党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并做为代表出席即将到来的县和国家的党代表大会。当我发现代表们可以提出动议修改党纲的时候,我报了名。

在我县的共和党党纲里,包含了所有常见的攻击同性恋的纲领,所以我去党代表大会,并提出几个动议,几十个。我提议删除反同性恋的纲领,我提议相应的修改草案,我提议增加保护同性恋权利的纲领,以及“欢迎同性恋者成为共和党员”的纲领。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是“提出动议”五分钟,“辩论”四分钟,然后一分钟作出响应。在辩论有结果之前,听众们不能走开,所以1600个共和党活动家不得不全场听完我的动议。当然,我所有的动议都失败了。每次站起来做另一项动议的时候,我的1600个党内“同志”一起大声嘘我。 (日报记者们报道我是在破坏选举。)但在大会上没有人不愉快地针对我个人,即使在洗手间里。而在看台上我身边坐着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尽他们最大的可能地表现出友好。其中一些人甚至给我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帮我更好的组织下一个五分钟动议讲演,虽然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否决那些动议。

由于恐同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他们已经变得更加微妙。逮捕我们、电击我们、杀死我们的处理方式已经过时了。当然,在全国各地,“攻击同性恋”仍然是小混混们喜欢的成年仪式的一部分(RIP,Billy Jack Gaither),但它不再受国家机器的支持(那些谋杀了Matthew Shepard and Billy Jack Gaither的人,运气好的话,也很快会RIP)。

最近,即使是宗教保守派对同性恋者的袭击,也开始伪装成同情。在基督教保守派开始在报纸和电视上购买广告并推动一个几乎完全虚构的“脱离同性恋运动”的时候,那些宣称自己被掰直的男女在纽约时报或者其他报纸的整版广告里冲我们灿烂地微笑。很难认真看待这些广告。一些同志拉拉也很疑惑:“他们能带来什么伤害?”

不小的伤害,很快我们发现。同性恋者从来不是这些广告的真正目标。它们的目标是直人。它们传递的消息不是“耶稣爱基友,爱全世界上所有的基友”。不,那些发广告的希望直人相信,阻止他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社会的唯一的原因,是那些顽固的同性恋者(“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自己献给耶稣?”)。通过宣称“同志可以掰直,不一定非要存在”,这些广告含蓄地宣称,同志没有存在的权利。

宗教保守派努力引入美国文化的,是一种致命的新型的仇恨:祛除异质式的(eliminationist)恐同。在《希特勒意愿的执行者们: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一书中,Daniel Goldhagen描述战前德国反犹太主义的独特性和杀伐之气,他把它称为祛除异质式的(eliminationist)。德国基督教教会启示德国人,说犹太人是“基督杀手”,犹太人是一种社会毒瘤——他们必须被灭绝,才能净化德国的文化。现在,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试图鼓吹的图景是,“同志们是拒绝基督的人”——同性恋行为必须被根除,才能净化美国的文化。这种种族灭绝似的恐同,居然被他们称为同情!

从某些人争论说同志这一群体没有存在的权利,到某一个具体的人付诸行动去亲手杀死一个具体的同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些广告召唤来的,是Matthew Shepard和Billy Jack Gaither的被谋杀。如果宗教右翼继续鼓吹“同性恋抹黑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脸,现在到了我们要为它洗脸的时候”,那将带来更加的谋杀。很少有同性恋者屈从于庸医的“掰直疗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兴趣成为“前同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根除同性恋行为,只能通过残害同志才能实现。

不过,这年头即使是最大的反同性恋偏执狂,也以“在同志面前无动于衷”而引以为傲。我们可以冲进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共和党的党代大会,那些恐同分子也不会当面抖一下眉毛。他们也许会面部肌肉僵硬,表情固定,但他不会冷笑,呕吐,或扔东西。他耍酷。

这就是我认为我在会议桌边看到的:僵硬的面孔,固定的表情。他们在耍酷。前一分钟我还在想,“他们恨我们,他们真的恨我们”。下一分钟,我想:“”别这么自我感觉良好,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两个男的”。接下来,我希望,也许所有这些漂亮的直人夫妇也和我们这对一样的紧张。也许他们不在乎我们的取向。也许他们也在商场迷路了,只比我们早几秒冲进会议室,还没喘过气。
也许本次研讨会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异常,所以在房间里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也许他们都是进步的民主党人,与同志做朋友和邻居,所以对Terry和我的出现高兴还来不及。也许他们都是双性恋者。

既然我们再也不能分辨偏执分子和我们最好的朋友,也许我们应该姑且相信每个人都是宽容的,直到他们证明自己并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更容易被那些偏执狂在面露笑容的时候偷袭。所以我倾向于最坏的假设。

在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同性恋活动家希望每一个还躲在衣柜里的同志(通过turn blue (??) 或者在前额染一个蓝点的方式)公开性倾向。如果我们不能隐瞒,逻辑上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斗争。 (然后我们中的一大堆人确实是在八十年代初就公开性倾向,而且,正如预测的,我们一直在战斗。)这些天,我发现自己希望恐同偏执狂也turn blue。如果偏执狂turn blue该多好,那样的话,当我们走进一间全是直人的会议室,或者想在怀俄明州一间酒吧里坐下来喝啤酒的时候,只要快速地环顾四周就行了。没有蓝色的人,就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想知道那些人我们必须斗争,那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在什么时间地点,我们可以毫无戒备地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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